十多年前，我曾在某报纸看到过一篇文章，很是赏心，回头去看作者是宋育红，因为合了一位女友的名字，便无意中记住了＂她＂。2006年我的一篇豆腐块被《金凤凰》刊用，应约去领一笔稿费，始知那个看去皮沓沓有点颓废的人就是宋育红。据他以后谈起见到我的样子，也是土头土脑的，大约可以保守地美誉为土豆之类。那时的他正从呼风唤雨的舞台隐没到了一个形影相吊的角落。而我正在生存的夹缝中左冲右突。两个心境灰暗的人尽管彼此看不到对方的亮光，但是谈到文学——我们都有共同的话题，以至于咸咸淡淡东拉西扯了几十分钟过去了，直到我告辞，稿费还在他的腰包里。
2008年深秋，一个颇具戏剧意味的小插曲，使我们重新认识，又在网络文学中一个叫乌兰独石的与宋育红合二为一在我脑际日益清晰日益深刻起来。
渐熟渐知后发现他对文学的挚爱热衷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也超出了他的年龄。不管在任何场合，只要有人说起他的文章，就会发现他的眼睛突然光芒四射，仿佛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跳动，就会发现他满脸的笑毫不掩饰地肆意绽放，就会发现他完全回归为一个孩子的自然模样。虽然在十几岁就在省级报刊上发表文章，几近停笔二十七年后，在短短的三年来，就写就上百万文字，但是哪怕是一份小报发表了他的文章，他都要及时拿到手珍藏。一旦发现有写文章兴趣和天赋的人，他都要极力鼓励，帮他们认真修改文章。
2009年7月份独石君将他的散文集拷贝于我，要我帮着编辑电子书，在此基础上结集出版。
我接来粗粗一看，作者简介上有“中国共。产。党”几个字样，就笑问：“也用写上去吗？”只见独石君表情异样，满含抗议：“怎么不写？那是我的政治身份啊！”
当我打开他的电子文稿《“文运”沉思录》和《蹉跎岁月》读罢，我才知道我的问话是多么唐突，他的“抗议”是多么合乎情理，也明白他对文学的珍爱狂热是多么值得人深思与理解。
四十年前在他还未认准自己在中学里那张课桌的位置时，就被命运安排去上山下乡。一个不到十六岁的城里的孩子，在那种艰苦的生存条件下，在那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居然还能牢牢地握紧手中的笔涂鸦未来，那需要一种怎样的信念时时支撑？需要一种怎样的亮光在心中时时闪现？他十九岁就在甘肃日报发表了《一顶草帽》。然而这顶草帽只给他带来“靖远三才子”的美誉，几顿“四菜一汤”的会议饭，以及几封同性青年的求婚信之外，就是大会批，小会斗，就是长达14年的党内除名。因为“经过工作队详细调查，发现这个生产队根本就没有‘李大伯’这个生产队长,也没有‘野狐沟’这样一条沟，他本人根本没有什么‘一顶草帽’，这是在党报上公开造谣，欺骗党、欺骗组织、欺骗人民、骗取荣誉……”紧接着是政治生命的枯萎和日常生活的困顿落魄,以及人格被否定，而是否恢复党籍，毫无疑问是清白与否的标志，那么的漫长上访和等待只为了这个“政治身份”，难怪，他是如此在乎那个称谓，如此地倾心于文学。
可一顶草帽——一顶草帽怎就这么耳熟？这么似曾相识？我在记忆中百度，慢慢地拨开几十年的岁月尘埃，听见哥哥的话隐隐传来：“文章不敢随便写，我们老师说有个知识青年因为写了〈一顶草帽〉被开除了党籍。”那一年我十一岁，远在两千六百里之外的一个闭塞的小村庄，正朦朦胧胧地作着文学梦。
三十年过去了，命运的巨手将我们置于同一座小城，共同的爱好，曲折的经历，日益萎缩的文学圈子，使人相知亦相惜。
他的文字就像那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糜谷、洋芋、树木一样带着浓烈的泥土味道；他的文字不论是散文还是诗歌，不论轻灵还是厚重，不论你觉得好还是不好，但你总会感到都始终洋溢着一种坚韧上进、激昂澎湃的生命热情，以及浓重的人格魅力。你也总会为他对故乡、对黄河以及对他生活在的白银的挚爱之情动容。
他说:如果让我将苦难作一个比喻的话，我就把苦难比做生命中的钙。经受过苦难的人和没有经受过苦难的人相比，他的生命的质量里是多了一些钙。正是那些充斥在他所有细胞内的钙，正是那些用坦荡的人格魅力作底色的钙支撑着他，从昨天那绝望的黑 an中坚定地走向今天的明媚里。
平反参加工作后，特别是恢复党籍以来，他亲身参与了白银的改革开放事业，见证了一个资源枯竭性城市脱胎换骨的转型过程。他用一个赤子对这块热土深深的爱恋和真诚的感恩之情，用手中那支笔浓墨重彩地赞美她、颂扬她、讴歌她。
转自雨林木风论坛原创写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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