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以前我住在北京的四合院里，25岁左右是特别喜欢“思考”的年龄。四合院的生活是紧凑的，大概过于紧凑了，没有人拥有自己的空己的空间，连说悄悄话的地方也没有。
邻院里的小华结婚的时候，她对我说：我根本就不喜欢他，为了他的钱就是了。我记得我们两个站在有石狮子的大院门口，那是一个夏天的晴朗的夜晚，胡同两边都是乘凉的人们，她说话的时候往四下里看看，我也就跟着她往四下里看看，当然没有人会听见她的话，下棋声吵嚷声和天气的热度同步上升，似乎越热人们说话的声音也越大。
到了大家都回屋睡觉的时候，胡同里开始安静下来，我觉得有些沮丧，好像小华的话像是在一面刚刚粉刷了的漂亮的墙上，钉了一个难看的钉子，挥之不去了。
两年以后我再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离婚了。
我看到她的时候，又看到了那个钉子。
这几年我住在悉尼，住在和四合院无关的地方，这里，人的生活是个人的，生活方式是放松的，开口闭口谈的是天气是到海边晒太阳是如何轻松生活。
电影《不道德的交易》放映时，朋友凯丽半开玩笑地说，那有什么呢，一夜，一百万，一夜以后，我就再也不用为生活发愁了，就可以无忧无虑，放松生活了。这些话当然都是大声说出来的，没有了小华那样的胆怯。
我听到这话的时候，我又看到了那个钉子。
这话让我觉得不痛快，从小华到凯丽，从北京到悉尼，但是究竟是为什么呢？我却不能清晰地回答自己，直到有一天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
我见到她，是在办公室里，她是来做心理咨询的。她很漂亮，但是那种漂亮里有一种特别忧郁的颜色，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那种眼神，不知道该怎么样描绘它。
她坐下，身体斜靠在沙发上，说：“你在乎我抽烟吗？”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这种问题，因为在西方吸烟大概就只有在家里和酒吧是合法的了。
“没问题，你要抽就抽吧。”
她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说：“我是一个妓女，一个高级妓女，虽然高级也是妓女。”
我没有说话，看着她，我等着她说话，因为到此为止我还不知道她想要我做什么。
我看着她，又一次看到了她那种眼神。
“我忘不掉这件事情，可是我想忘掉，我已经有一年没有做这事了，可是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出了监狱的人，不知道该怎么样正常地生活。
“最初做妓女是为了钱，因为我接到一个很高额的税单，不知道怎么来偿还，一个朋友介绍我一个客人，很有钱的客人，就那一个晚上，我把债还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却没有就此停止，因为我想，我可以这样做上一年，然后，一切就有了，然后我就可以去上大学，我想做一个医生。
“一年前，我最后决定不再做这种事了，就离开了那里，来到了悉尼，决定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我以为这很容易，我开始恐怖起来，或许这种肮脏感会伴随我的一生吧，我睡不着觉，开始喝酒，很多的酒。
“半年前，我遇到了我现在的男朋友，他很善良，心很好，可是我没有勇气告诉他我的过去，我害怕他会因此而离开我，可是，不告诉他呢，我也不知道……”
我听着她说话，看着她的眼睛，一双那么美丽那么痛苦的眼睛，我才意识到那眼神后面是什么样的东西了。
她走了以后，我就突然又想到了小华和凯丽让我想到的那个钉子。
我想来，我的那种不痛快的感觉，实际上不是对于一件事情本身，而是对于那种轻描淡写的态度，好像因为轻描淡写痛苦就可以成为轻盈的蝴蝶，不会的，痛苦到来的时候是不会飞的，它像钉子一样冰冷地嵌进你的精神里，你大概要做出一生的努力，才有可能把那个钉子拔掉吧。拔掉那个钉子，是比在废墟上建立一万座大厦要困难和漫长的，因为那面有着钉子的墙是一片感情的废墟。
我不是一个说教的人，最最不喜欢说教，更不是一个正统的人，最最不喜欢用正统来衡量人，我只是觉得把一件不是轻描淡写的事情说得轻描淡写，对自己是不公平的。
后来，来咨询的女孩子去了英国，她依然在寻找一种方式可以拔掉那个钉子。不过，她的眼神已经融化了一些那种冰冷刺骨的痛。我觉得她是勇敢的，因为她没有放弃努力，起码这一次她对自己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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